写作终归是一件与人为善的事情

赵丹霞 法语文学博士,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世界文学》编辑部副编审,主要关注领域为法语现当代文学。

内容提要2019年法国新出版的小说作品中,涌现不少以社会问题、战争创伤、人生况味等为主题的佳作。无论是对时代和社会问题的思考,还是将历史事件融入家族个体的叙事,或是对人生对时间的体察,作家们多是从人心和人性的角度来探索,显示出了鲜明的人道主义关怀。

在2019年的法国文学回归季中,女作家的作品或是女性主题的作品在各出版社的新书推介中非常抢眼,质量和数量均不俗。虽然女作家作品的主题并不一定是女性,而以女性为主题的作品并不只是由女性作家来写,但放眼望去,“到处是女性”——不少以此为标题的新书推介概括出了2019年回归季最显著的特点。从年度新书的题材来看,时代痼疾、女性生存困境、家族叙事、人生况味等主题均有上乘作品出现。本文将介绍并尝试解读以上主题的几部作品,以期能反映出2019年法国小说创作的一个侧面。

#Metoo运动在全球开展以来,法国出现了不少与之呼应的文学作品,比如女作家巴亚尔的《下半身的灾祸》和品若的《缄口》,这两部作品都涉及性侵事件中权力与性、女性受害者在心理上的无助等问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对性侵这一现象的姑息态度。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开展的如火如荼的#Metoo运动,在法国曾出现过不同的声音。2018年1月9日,《世界报》刊发了一封以法国为主的约百位欧洲女性名流签署的公开信,信中认为大规模开展#Metoo等反对性骚扰运动有可能会矫枉过正,而她们“捍卫人们求欢的自由”,认为这是“性自由”必不可少的。可以看出,法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所强调的“性自由”和“性魅力”对法国女性在两性关系上的观念依然有较大影响,这就造成了 “默许”问题——在“性侵”界定上的一个难点——在法国显得更值得讨论。这一难题在女作家特耶的新作《人的事》中就有所反映。

概括来说,《人的事》是通过一桩性侵案及其所引起的社会震荡来描绘社会和人性中的种种死结。书中的主人公之一让·法雷尔是一位政治记者和电视专栏节目主持人,他的妻子克莱尔是一位以女权运动的介入者闻名的作家,他们的儿子亚历山大刚刚从名校毕业,这样一个家庭因为儿子被诉性侵而跌下高坛……小说大致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是对主要人物的素描,每个人的内里都是其光鲜表面的反面。让和克莱尔这对年龄差距二十七岁的夫妻貌合神离,让在其多年的情妇——曾获阿尔伯特·伦敦新闻奖的记者弗朗索瓦丝——之外,又与一位女实习生有染;克莱尔在儿子长大后,正打算搬去情人那里;优等生亚历山大内心一直紧张苦闷,在一次晚会上,侵犯了母亲情人的女儿米拉……作者描写了三口之家里的每个人为维持“成功”的表面所承受的压力、焦虑和恐惧;同时暴露了政界、出版界、媒体圈子里权力与性的纠缠;还通过刻画二十多岁的米拉,四十多岁的克莱尔和六十多岁的弗朗索瓦丝,讲述了三代女性各自的生存困境。

小说后半部分是庭审实录般的书写,对话成为主要的叙事方式,调查、传唤、质询、交锋。被舆论操纵的媒体和司法,人性中灰色地带的模糊和矛盾都在叙述者的“实录”中凸显:由于这桩性侵案发生在韦恩斯坦事件后不久,再加上被告亚历山大的特权家庭出身,使得此事在社交媒体上以惊人的速度被发酵,无论是被韦恩斯坦事件震惊的民众,还是厌恶特权的正义人士,甚至一些“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楼塌了”的吃瓜群众,都有“被告有罪”的心理预设。司法机关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以让亚历山大谢罪而设计的问题带有很强的倾向性和诱导性,法庭似乎成为某种“舆论暴力”的帮凶……但形成这种“舆论暴力”的重要原因之一,难道不是对长期存在的对性暴力姑息态度的反动吗?甚至可以说是前者对后者的一种“以暴制暴”,或者说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矫枉过正。然而同暴力十足的性侵案相比,此案的具体情况又有微妙的不同:案发前,米拉欣然接受“男神”亚历山大做晚会女伴的邀请,晚会上在酒精和的作用下与之发生了性关系,米拉当时的心理有多少愿与不愿?事后状告亚历山大又受到多少外来因素的影响?在这里,如何界定性侵中的“默许”问题浮出水面,“默许”和“性侵”间的界限在哪里?这一问题因为涉及人性的复杂多变而变得无法找到真相,但“真相”又是什么呢?就像书中陪审团的主席所言:“不是只有一种真相。我们可以在同样的场景下,看到同样的事情,却用不同的方式阐释。”作为女权主义者的克莱尔和作为母亲的克莱尔眼中的真相是否相同?人的事何其复杂!作者以旁观者的立场,把社会与人性的各个侧面与层次通过一桩性侵案充分展开,使作品成为一个具有诸多面向的批判性文本。

法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由于它曾经的殖民帝国高度集中在阿拉伯和非洲的世界,因此法国是移民最多的欧洲国家。据预测,二十五年之后,人口将占法国人口的一半以上。风俗文化在法国影响力的扩大,使得近年来在法国出现了“法国化”的疑惧,移民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的困扰也是“黄马甲”运动的深层原因之一。素有法国社会预言师之称的作家维勒贝克2015年出版的《臣服》被认为是对冲击法国社会的预言。在2019年初,他又推出预言“黄马甲”运动的《血清素》,描述了法国社会深层的愤怒与失望。

维勒贝克在《臣服》中想象了2022年的法国,那时法国已被代表温和派的“”统治,并诞生了法国历史上第一位总统。2019年,喀麦隆法语作家米阿诺的新作《皇后红》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式与维勒贝克对起了山歌,她构想了一个2100年繁荣而统一的非洲国家“卡帝欧帕”,那里是不堪移民重负的旧欧洲人趋之若鹜的地方。这些被称为“弗拉斯”的欧洲人由于固守自己的文化和血统而变得孤立贫穷……围绕着欧洲移民难题,“驱逐”和“融合”两种思路的博弈在国家元首伊隆卡和他的红颜知己——大学教师博娅之间展开,最终“融合”说服了“驱逐”。作者米阿诺试图通过这种“换位思考”的方式来表现移民问题中的身份、记忆、传承等难题和对“世界大同”的渴望。

相比于米阿诺在想象中诉说愿望的快意,法国女作家达里厄塞克意欲以法国当下的集体难民问题为主题的创作却遭遇了六年的难产。几年来,达里厄塞克曾多次对难民进行实地采访,但了解得越深入,她就越难下笔。难民的背景、经历、诉求各个不同,使她无法塑造出具有代表意义的形象,甚至该怎么命名这一人群都是问题:难民?流亡者?寻求庇护者?这些名称都不能完全代表这些试图离开故土到欧洲寻梦的人。另外,解决难民问题的现实困难也让女作家无法给她的难民故事一个指向。达里厄塞克还看到,普通法国人在谈论难民时,会有不同的站队,但是当他们和个体的难民打交道时,反应和立场经常是另外一回事。于是女作家放弃了塑造典型形象的执念,选择讲述一种并不典型的“偶遇”来呈现法国难民问题这一“时代大事”。她的新作《大海的另一面》(2019)就这样诞生了。

小说女主人公罗丝是一位儿童心理治疗师,在一次带孩子的游轮旅行中,偶然看到游轮搭救了一艘偷渡船上的尼日利亚难民,其中一位叫约拿斯的少年激起了她的母性,在刚把儿子的手机借给他使用后,约拿斯就被意大利海警带下了船。罗丝一直通过手机自动定位功能来追随少年的踪迹,并在他需要帮助时,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最后成功帮他去了英国。罗丝是作家2013年的小说《克莱芙》中的一个人物,她在《大海的另一面》中深陷中年危机,出于自己本能的热心肠帮助了约拿斯,这一举动使她的注意力和经验都脱离了惯常轨道,内心发生了一系列改变,不知不觉间从“小我”的内心危机中走出,成为“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受惠者。作者似乎将一部难民主题的小说写成了一部中年女性的心灵成长小说,但也说明了作家试图从人本的角度,从一个更小更具体却更切实的角度,来反映当今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人与人之间爱与分享的本质,而这一角度或许也是解决难民问题的一种本质角度。

2019年,法籍阿根廷裔作家阿米戈雷纳的《内心的牢笼》和法国作家戈阿塔列穆的《人子的那一份》均写到了因战争创伤造成的家族长辈的沉默,这一“沉默”给后辈带来的心理创伤以及他们试图通过写作来自我疗救的努力。《人子的那一份》更因对其“想象”中祖父形象的刻画获得了以捍卫“小说营造”为宗旨的吉奥诺奖。

戈阿塔列穆的祖父1943年因一封捏造的匿名告密信被盖世太保带走,后被送到法国和德国的集中营,自此杳无音讯。这一事件成为家中的谈话禁忌,作者的父亲皮埃尔用噤声的方式对抗幼年失父的恐惧与无助,逐渐成长为一个用沉默来埋葬自己悲伤的人。对戈阿塔列穆来说,这一禁忌造成的缺憾却让他成为一名以“找寻”为创作主题的作家:他的作品总在寻找他处、他者、陌生人、失踪的人,对曾与祖父一样在中南半岛客居过的高更和谢阁兰格外留意,似乎是想通过这样的靠近,来填补心中的“黑洞”。

在十多部作品之后,戈阿塔列穆终于想要靠近“黑洞”的中心,写一部关于祖父的小说,但父亲不愿给他提供任何线索,坚持用沉默作为自己的哀悼。戈阿塔列穆去市政府的档案馆,去警察局,去法国和德国的集中营,一路调查和追寻祖父的踪迹,得到的却只是一些零星的、相互矛盾的线索。它们会不会给出错误的引导?再加上真相经常隐身在很多“不说”的身后或者不同“话语”角度的背后,那么,是不是应该继续“沉默”?但父亲的忧郁,祖母眼睛里“望不到尽头的迷茫”,自己如影随形的缺失感不断在提示戈阿塔列穆,“沉默”只能是逃避的港湾,却无法成为痛苦的解药。他决定在有限资料的基础上,虚构出祖父的经历,因为“只有确切的词语能激活他”。在书中,戈阿塔列穆将自己的犹疑和询问如实写下,尝试与祖父、与那个时代、与那些和祖父同命运的人建立起对话,给无数像祖父一样湮没在尘埃中的普通人无法还原的生平一个文学的命运。这是一场过程比结果更重要的找寻,在与祖父虚构的对话中,戈阿塔列穆找到了最切肤的完整感,并最大可能地连缀起家族叙事中缺失的那一环。比起固守沉默却无法因沉默而疗愈的父亲,戈阿塔列穆在救治的道路上向前迈出了一步。

2019年,法国的两大文学奖——龚古尔奖和费米娜奖的获奖作品都是讲述“没故事”的普通人的人生感受,作者着力刻画的似乎是人生中的某种精神状态。

获龚古尔奖的《大家并不是以同样的方式活在这世上的》书名虽长,故事却简单:在蒙特利尔的监狱里,一个名叫保罗的囚犯用对逝去亲人的回忆来捱过漫长的牢狱时光……叙述在冰冷的现实和美好的回忆间往返。

作者杜布瓦多部作品的主人公都叫保罗,虽然此保罗非彼保罗,但这些作品大多是在讲保罗们人生中曾经的努力和幸福,以及最终的失败和幻灭。在这部小说里,热爱汽车的祖父死于车祸,痴迷于水上飞机的伴侣韦罗娜死于飞机事故,做牧师的父亲娶了嬉皮士风的母亲,一个善良的人因失手打伤对他百般刁难的小头目而获刑……命运的荒唐拨弄似乎是杜布瓦作品的底色,但在这“人生无望”的底色上,杜布瓦用细腻的笔触,写出了人实现自我的努力、在无常的生存际遇中对生存意义不懈的追求,描绘出“生而为人的美与希望”。在小说中,保罗和他的亲人们都因自我实现而幸福过:祖父母和伴侣虽然都被其所爱夺去了生命,但他们的一生都因为能够爱其所爱而幸福;保罗“68一代”的母亲坚持在自己的先锋剧场放映片《深喉》,虽然此举成为她婚姻终结的导火索却不曾后悔;保罗在父亲去世后,选择去做老年公寓管理人的工作,希望能在这座“俗世修道院”里体会到“助人为乐”的幸福……杜布瓦怜惜人性在艰难人生中的“扭曲”,共情人在困境中的选择,赞叹人心中那一缕对美善的向往:保罗的父亲中年时痴迷博彩,但仍兢兢业业地完成一个神父应尽的职责,他在最后一次布道时说:“……我想请你们在脑海中存放这样一句话——我的父亲在原谅人的过错时常用——大家并不是用同样的方式活在这世上的。”作者选取这句话作为书题,显示了他的作品悲悯的人道主义内核,也奠定了其小说哀而不伤的叙事语调。虽然保罗们的人生常常是如西绪弗斯般一次次徒劳地重建失去的平衡的过程,但或许作家想要传达的是——在注定要失败的人生旅途中自有生命的生机和情感的温暖,我们可以藉此幸福地走向自己的悲剧。

杜布瓦的保罗们经历了人生难以承受之重,而普吕多姆获费米娜奖的《在路上》写的却是身处“岁月静好”中的年轻人在“存在之轻”中的选择与承受。

全书以十七世纪法国利穆赞地区一位无名行吟诗人的诗句“时间去了又来,转了弯”开头,道出了“时间”这一让主人公萨沙在写作和生活中萦怀的主题。小说中,生活在巴黎的作家萨沙渴望一种能够有利于写作的宁静和孤独,将他在流逝的时光中体会到的种种微妙、悖论、欢乐和痛苦在纸面上拓展和理解,于是移居到法国西南的一座小城。在那里,他竟与十五年前一起搭顺风车的旧友重逢,这位朋友尽管娶妻生子,却一直没有停下“搭顺风车”的脚步。小说从萨沙的视角,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来讲述自己和“搭顺风车的人”当下的日复一日,写了穿行在生活中的时间,写了友谊的美,爱情的层次,欲望的明暗,写了平淡生活中内心的小音乐……像是没写什么,又像是写了很多。

“愿望”是这部小说内在的主线,除了写作的愿望和出发的愿望,书中还有各种大大小小的愿与欲:爱的愿望,身体的欲望,对美的向往……在追求愿望的实现中,鱼与熊掌的选择无处不在:“搭顺风车的人”每到一处必要寄回家的照片和明信片、他遵照妻儿为他安排的搭车路线等行为透露出他“既想要出发,又想要留下”的矛盾心理;萨沙和“搭顺风车的人”的妻子玛丽志同道合,两情相吸,但出于对曾照亮过旧日时光的友情和爱情的尊重,他们心照不宣地各自退后一步,将之转化成海阔天空的友谊;萨沙和让娜两性相悦后心态上微妙的盈与亏等等;作者将人物的“愿望、选择、承受”等心理引发的丰沛情感都外化在丰富细腻的动作情态描写和柔和安静的语调里:他写弥散着橄榄油香味的厨房、写颤抖的肌肤的温柔、写心有灵犀后瞬间的对视、写搭顺风车沿途所见的森林、海鸥、百态的世相、百样的人生……

这本情节不多的小说被读者阐述出了众多的主题:希望、自由、创造、爱情、风光……但或许主题之一,是对待生命的态度。小说中,作者借人物之口说出对人生的看法——“从来都是同样的事情。生命在过去。时间在溜走。就是这么简单,从来都没有什么精彩发生”。全书没有一个问号和感叹号,吻合了人物对待生命不疑不惊的了然态度。然而,在明瞭生命的虚空本质之后,依然能够认真对待和珍视生活,恐怕是“在路上”的西绪弗斯另一种“举轻若重”的样貌吧。

从以上对2019年几部法国小说的介绍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对时代和社会问题的思考,还是将历史事件融入家族个体的叙事,或是对人生对时间的体察,作家都把目光转向了人心和人性,显示出了鲜明的人道主义关怀。或许,写作,终归是一件与人为善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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