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原 一个科学史研究者眼中的爱因斯坦

前些年有一部电影《恋爱中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in Love,1999),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但后来《莎翁情史》的译名更为流行。所以《恋爱中的爱因斯坦》(Einsteinin Love)也不如译成《爱翁情史》更为上口。何况从字面上说,“爱翁”也比“莎翁”更适合有“情史”。对于了解爱翁情史而言,这本书是相当理想的读物。

要说科学家的传记,我们习惯于抱着利用的目的来撰写—利用它们来教育人们,因此起先我们总是断然过滤掉那些 “有损崇高形象”的内容。后来说要“有血有肉”了,也只是加进一些诸如走路撞了树还说对不起之类的调料。这些调料本意在于美化科学家,却不知在新一代读者眼中,适成丑化而已。

在中国人心目中,最“有损崇高形象”的莫过于性这件事情了,科学家既是我们要塑造的崇高形象,那就绝不能让科学家和“风流倜傥”之类的事情沾边。所以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写一部《恋爱中的×××》这样的科学家“情史”,至今还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然而在《恋爱中的爱因斯坦》的引言《圣人和俗人》中,作者引用了爱因斯坦的两句诗:

这两句诗似乎颇有深意。很多人都认为,恋爱对于精神上的创造性活动,包括科学理论、文学创作、艺术灵感等等,有奇妙的激发作用。爱因斯坦和米列娃的恋爱,对于爱因斯坦的科学创造,起了怎样的激发作用?米列娃对相对论到底有多少贡献?这些都是西方的爱因斯坦传记撰写者们乐意探讨的问题。

问题还可以换一种提法:如果大学毕业前后,爱因斯坦的恋爱对象不是米列娃,而是另一个女性,那么这样的恋爱还能不能激发出相对论呢?我猜想的答案是:不能。也许爱因斯坦会在别的科学理论上被激发出创见,也许他会被激发至——比如说吧——下海经商或从事艺术?我想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恋爱对象的知识背景和兴趣爱好。在这方面我们有强有力的例证:李约瑟原是一个前程远大的生化学家,但是受到年轻美貌的鲁桂珍的激发,他竟转而投身于对中国科学文明史的研究,而且将此后大半生的精力全数投放于此!可见恋爱产生的激发作用,足以使一个事业有成的中年人一举偏离他原先的人生轨道,更何况年轻的爱因斯坦那时还根本未曾形成他的人生轨道呢。我觉得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米列娃,帮助爱因斯坦形成了他的人生轨道——也许这就是上面所引爱因斯坦诗句背后的深意吧?

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事实。“文革”期间,中国曾掀起过批判相对论和爱因斯坦的风潮,认为相对论的时空理论“是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在物理学中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唯心主义逆流”,爱因斯坦则被认定为“本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但是在这样的“批判”中,却从未利用爱因斯坦私生活方面的问题来发难。要知道,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要批判某人,最犀利、最有效的莫过于利用在私生活方面的问题。“爱因斯坦在爱情上并不专一,而且几乎一贯如此”,岂非极好的“炮弹”?我猜想,这些“炮弹”之所以未被利用,很可能是因为惯会写大批判文章的御用文人当时还根本不知道有这些材料。

后来爱因斯坦在中国重新成为正面形象,这时中国人“圣人无性”的隐性传统又开始起作用了,要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对于爱因斯坦离过婚、有过婚外恋、爱情不专一等事,即使中国作者已经知道,通常也会避而不谈—就像对几位偶像人物的婚外恋、重婚等事多年来一直避而不谈一样。谁要是谈了,就会遭到道德谴责,会被严厉追问:谈这些事情到底出于什么动机?

在一九三三年纳粹掌握德国政权前夕,爱因斯坦流亡到了美国。一九四〇年十月一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连天烽火中,爱因斯坦和他的养女玛戈、秘书杜卡斯宣誓成为美国公民。一九五五年五月,爱因斯坦在美国去世,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悼词中说:“他在追求知识和真理的过程中,于此地找到了自由的气息,为此美国人民深以为傲。”

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的晚宴中,爱因斯坦对波兰驻美国大使说了这样一番话:“我想你现在应该意识到,美国再也不是一个自由国家了。我们这段谈话一定有人正在录音。这个大厅装了,我的住所也受到严密监视。”

在FBI(联邦调查局)的秘密档案中,爱因斯坦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作过如下声明:“我来到美国是因为我听说在这个国家里有很大、很大的自由,我犯了一个错误,把美国选作自由国家,这是我一生中无法挽回的错误。”

一九八三年,FBI关于监控爱因斯坦的秘密档案开始解密。对于这批总共厚达一千四百二十七页的秘密档案,《新爱因斯坦语录》(TheNew Quotable Einstein)的编者艾丽斯·卡拉普赖斯表示:“我看到的东西使我难以置信”,如此粗暴地侵犯个人—而且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的私人生活,竟会发生在一贯标榜“自由”的美国?但事实真的如此。卡拉普赖斯建议读者阅读弗雷德·杰罗姆的著作《爱因斯坦档案》(TheEinstein File),因为后者全面研究了这批档案。

FBI的秘密档案表明,早在一九三二年,对爱因斯坦的指控已经出现在美国。在一封由“爱国女性协会”提交给美国国务院的十六页控告信中,爱因斯坦被说成是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公认的世界领袖”,信中甚至说:“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有牵连的无政府国际团体多如过江之鲫,即使斯大林本人也望尘莫及。”这样荒唐的信件居然会被转交到美国驻柏林领事馆,导致爱因斯坦去领事馆“面签”时遭遇特殊审查。结果爱因斯坦拂袖而去,愤怒质问:“这是什么,宗教法庭吗?”并在电话中告诉领事馆,如果他二十四小时内拿不到签证,美国之行就告取消。领事馆这才赶紧发出了爱因斯坦的签证。

但是这封指控信件此后就成为FBI为爱因斯坦建立的秘密监控档案的开头十六页。而FBI后来对爱因斯坦及与他往来人物的监控行动,包括窃听电话、偷拆信件、搜检垃圾桶、进入办公室和住宅秘密搜查——简直太像好莱坞匪警片中的老套情节了。

非常荒诞的是,在二战结束后,对爱因斯坦的严密监控反而进一步展开了。FBI的一些低级特工们,一直将爱因斯坦视为可能向国外泄露美国核武器机密的嫌疑人(特别是爱因斯坦担任“原子能科学家紧急委员会”主席之后),因为他们的局长胡佛从未告诉他们,他早已成功地将爱因斯坦排除在研制的“曼哈顿计划”之外了,爱因斯坦其实无密可泄。

尽管爱因斯坦无密可泄,但是胡佛却依然不肯放过他。据说这与胡佛和罗斯福总统的遗孀埃莉诺·罗斯福相互之间的极度恶感有关。埃莉诺曾对罗斯福总统说:“我们在培植美国的盖世太保,这让我害怕。”而胡佛则曾对副手说:“知道我为什么一直不结婚吗?因为上帝造出了埃莉诺·罗斯福这样的女人。”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二日,埃莉诺主持的电视谈话节目《今夕与罗斯福夫人对谈》邀请爱因斯坦作为嘉宾,爱因斯坦在节目中警告公众说:氢弹这样的核武器可能会导致人类的灭亡。第二天胡佛就下令强力展开清算爱因斯坦的行动。这一阶段行动的主题,是要证实爱因斯坦是间谍。

当时麦卡锡主义正在美国大行其道,许多知名人物被怀疑或指控为。偏偏爱因斯坦有点左倾,有时会公开为被指控的人士辩护。在FBI整的爱因斯坦“黑材料”中,爱因斯坦至少和三十三个“反动组织”(有时就被称为“组织”)有着种种关联,比如担任荣誉会长、代言人、担保人、赞助人、文件的联名签署人等等。于是FBI根据一些捕风捉影甚至胡编乱造的所谓“线索”,在美国和欧洲到处调查,虚耗了美国纳税人不知多少金钱,最终却一无所获。

另一条针对爱因斯坦的“战线”,是美国移民局在一九五〇年开辟的。移民局也求助于FBI,要求帮助收集证据,目的竟是要撤销爱因斯坦的美国公民身份,并将他逐出美国!这一请求当然正中胡佛下怀,FBI全力配合。这条“战线”上的荒诞故事和“爱因斯坦间谍案”正相伯仲,最终也一无所获。

爱因斯坦晚年在美国和全世界享有极其崇高的声誉,这确实是事实;他在普林斯顿享受着类似“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那样的尊崇,这也是事实。但是在这些事实的背后,FBI就像一个阴魂不散的小人,一直在暗中纠缠着爱因斯坦。直到一九五五年爱因斯坦因病逝世,对他的监控活动才告结束。

这不完全是因为爱因斯坦人已去世不会再当间谍(间谍案可以在人死后继续深挖),也和麦卡锡主义恰好在此时退潮有关——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一日,美国参议院通过法案,谴责麦卡锡的政治迫害行为。也因为持续多年的监控活动,实在挖不出爱因斯坦任何对美国不“忠贞”的证据,胡佛自己也已经气馁。从解密档案来看,在爱因斯坦去世前夕,他已经打算结束这项徒劳无功的监控计划了。

爱因斯坦一生当然与许多名人有书信往来,但是这些信件中对人类历史影响最大的,毫无疑问是他致罗斯福总统的两封信,即“为建议研制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一九三九年八月二日的信是匈牙利物理学家齐拉德为他起草的,信中指出了制造的可能性,并对纳粹德国可能率先造出这种超级炸弹提出了警告。由于感到总统迟迟没有采取有力行动,爱因斯坦在次年三月又给罗斯福写了第二封信。到一九四一年,美国政府终于决定抢在德国之前造出,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曼哈顿计划”。

这项秘密计划当然需要顶尖科学家的参与,在最初提出的三十一位科学家名单中包括了爱因斯坦,但是负责对这些科学家进行“政审”的陆军情报署求助于FBI,结果FBI提交了这样的结论:“鉴于爱因斯坦博士的激进背景,本局不推荐雇用他从事机密性质的工作,除非经过极其审慎的调查。因为像他这样背景的人,似乎绝无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变成一个忠贞的美国公民。”于是爱因斯坦竟被排除在本来是发端于他本人向罗斯福总统建议的“曼哈顿计划”之外。

爱因斯坦“政审”未能通过的情形,从来没有向他本人告知过。不过以爱因斯坦的智慧,他很快也就心知肚明了。所以当“曼哈顿计划”的负责官员后来请他担任“顾问”时,他一口拒绝了。

与陆军方面对爱因斯坦缺乏信任不同,美国海军却愿意信任爱因斯坦。一九四三年,爱因斯坦担任了海军潜艇作战和烈性炸药方面的科学顾问。他对于这项工作相当高兴,有时还会向朋友夸耀一番。当然世界大战很快就结束了,他的这项工作只持续了一年多。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五日,日本的《改造》杂志写信给爱因斯坦,向他提了四个问题,其中第四个是:“尽管您完全明白的可怕的破坏力,可是您为什么还要参与的制造?”这家杂志似乎不知道爱因斯坦其实被排斥在制造之外。不过爱因斯坦还是发表了《为制造问题给日本〈改造〉杂志的声明》一文,正面回答了日本人的问题:“我那时只能这样做,再无其他可以选择的余地,尽管我始终是一个虔诚的和平主义者。”爱因斯坦还指出:“反对制造某些特殊的武器,那是无济于事的;唯一解决的办法是消除战争和战争的威胁。”爱因斯坦当然用不着提醒那家日本杂志,在美国和日本之间,是日本偷袭了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而至少对于结束这场战争起到了促进作用。

虽然后来不少人认为太残酷,会毁灭人类等等,但当年爱因斯坦建议美国赶在纳粹之前研制,确实体现了一个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而到了晚年,爱因斯坦明确表示反对制造氢弹,反对核军备。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一日,他和罗素签署了《和平宣言》,这同样是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七天之后,爱因斯坦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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