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力浦·索莱斯 :一位擅长于“把挑衅变成艺术”的法国文学“教父”

菲力浦·索莱斯(Philippe Sollers)不仅是法国文学的“教父(parrain)”,而且也是一位“为法兰西语言而奋斗”、“为所有领域的某种享乐主义(hédonisme)而奋斗”的“抵抗战士(résistant)”,一个毕生为“趣味(goût)”而奋斗的人……

2023年5月6日星期六,差不多就在查理三世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加冕的那一刻,位于巴黎七区的伽利玛出版社(Editions Gallimard)发布公告,沉痛宣布法国著名作家菲力浦·索莱斯(Philippe Sollers)于2023年5月5日在巴黎逝世,享年86岁。

称菲力浦·索莱斯为“法国著名作家”显然有点苍白无力。按中国的说法,他应该属于“泰斗”级的人物;法国媒体常常称他为“文学界教父(Parrain des lettres)”,也有人称他是法国文学与出版界的“教皇(Pape)”;这些“头衔”用在索莱斯身上似乎也一点都不显得过分。

在这部小说里,贝格贝岱尔描绘了一幅我老家巴黎6区的可怕场景:那一年,人称“文学自主共和国(République autonome des lettres)”的巴黎六区发生了暴动;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后,菲力浦·索莱斯终于被一帮暴徒用“pavé(铺路石)”砸死,并用绳子捆住双脚,倒挂在圣日尔曼德普莱教堂(Eglise de Saint-Germain-des-Prés)的钟楼顶上,在圣日尔曼德普莱街区暴尸“示众”……

自从读了贝格贝岱尔的这一小说情节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晚上回家经过圣日尔曼德普莱教堂时,总会习惯性地抬头眺望那钟楼,看是不是有人(比如索莱斯)被绑住双脚倒挂在那里……

而贝格贝岱尔这部对索莱斯这么残忍的小说当年之所以得以出版,是因为伽利玛出版社批准出版的审稿出版人不是别人,正是菲力浦·索莱斯本人!……

今天,终于可以说,菲力浦·索莱斯是躲过了这“一劫”:贝格贝岱尔(大概是吃了“”后)幻想的“巴黎六区文人自主共和国暴动”迄今还未发生,所以索莱斯也逃脱了暴尸圣日尔曼德普莱街区的悲惨厄运,而我,则也终于不必在路过圣日尔曼德普莱教堂时窥视它的钟楼了……

菲力浦·索莱斯1936年11月28日生于法国波尔多附近达朗斯市(Talence)的一个富足的资产阶级家庭,父母经营一家厨具生产企业。

当时还叫菲力浦·儒瓦忧(Philippe Joyaux)的年轻人很早就有志于文学生涯。早在1957年19岁时,他就在瑟伊出版社(Seuil)主办的《写作》杂志(revue Ecrire)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挑战(Le défi)”的短篇小说,获得了“费纳龙奖(Prix Fénélon)”。由于当时尚未成年,需要用一个笔名;他就从拉丁文词典中选了“Sollers(索莱斯)”一词,意即“全是艺术(tout entier art)”。“索莱斯”便由此而生。

1958年,年仅22岁的索莱斯就在瑟伊出版社发表了他的第一本小说《一种好奇的孤独》(Une curieuse solitude);小说以其风格的成熟与高超以及具有普鲁斯特般早熟的纯文学思考而一举轰动法国文坛,同时受到著名天主教右翼大作家莫里亚克(François Mauriac)和曾一度追随法共的左翼大作家阿拉贡(Louis Aragon)的高度关注,分别在《快报》(L’Express)和《法兰西文学报》(Les Lettres françaises)上以几乎相近的口吻声称从年轻作者索莱斯身上看到一位真正大作家的诞生。菲力浦·索莱斯对自己的处女作同时受到一位天主教作家和一位法共作家的肯定觉得好玩,后来经常自嘲自己的“文学洗礼(baptême littéraire)”是同时在梵蒂冈(Vatican)和克里姆林宫(Kremlin)里领受的……

那时的法国文坛,刚刚发生过年轻女作家弗朗丝瓦兹·萨冈(Françoise Sagan)现象级的成功(succès phénoménal),而菲力浦·索莱斯作为文学“新浪潮”最佳新秀的出现,又给古老的法国文学带来一阵青春之风;包括伽利玛在内的许多出版社便都纷纷把赌注押在年轻一代作家身上;

仗着自己立即获得承认的名声,索莱斯和几位同龄作家,如让—埃岱恩·哈利耶(Jean-Edern Hallier)、让—勒内·于格南(Jean-René Huguenin)等一起,于1960年在瑟伊出版社创办了《如是》(Tel Quel)季刊杂志,并于1961年发表了第二部小说《公园》(Le Parc),而且获得了“梅迪西斯奖(Prix Médicis)”。这部充满诗意的小说是关于索莱斯一位最好的朋友刚刚在那儿丧生的阿尔及利亚战争的见证;小说虽然得奖,但也引起误解和失望,有人甚至把它看成是作者向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所捍卫的“新小说”的隐晦理论靠拢的信号。

作为《如是》(Tel Quel)杂志主编,菲力浦·索莱斯很快被公认为法国1960年代前卫文学(avant-garde littéraire)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在1965年和1968年发表的《悲剧》(Drame)和《数》(Nombres)则开启了一种小说把自己当作写作对象的“文本写作(écriture textuelle)”的实验先例;而这种与超现实主义和现象学的渊源关系更甚于新小说的写作实验引起了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尤其是罗朗·巴尔特(Roland Barthes)和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当时法国一流思想家们的持续关注,他们分别先后撰写专著,分析评述菲力浦·索莱斯的作品,如,巴尔特的《作家索莱斯》(Sollers écrivain)是他生平的最后著作之一;

在法国六八年“五月风暴”的欢快与混乱时期,菲力浦·索莱斯在与法共做了一段短暂的同路人之后,即和《如是》(Tel Quel)杂志的同伴们一起转而狂热追捧中国文革,醉心于这一具有异国色彩、但却令人生疑的事业。1974年春天,《如是》(Tel Quel)杂志甚至派遣了一个由索莱斯亲自率领的代表团访华,成员包括巴尔特、于莉雅·克利斯岱娃(Julia Kristeva)等。访华回来后,他们在《如是》(Tel Quel)杂志上发表了一个专号,描述文革的“成就”。杂志当时推出的两个关于毛时代中国的专号也曾创下2万份至2万5千份的销量记录。

对于这一段“介入(engagement)”经历,法国知识界曾有人一直希望菲力浦·索莱斯作出“反省”,但他却始终拒绝做直率的“自我批评(autocritique)”,而只是解释说,当时选择中国阵营,那是为了更好地与苏维埃或法国官方的新斯大林主义决裂,同时,那也是因为一种对中华文明的兴趣;的确,菲力浦·索莱斯的所有著作都见证了中华文明,尤其是中国诗歌和中国思想对他产生的影响……

当然,索莱斯也曾很坦诚地承认了比利时汉学家西蒙·莱斯(Simon Leys,真名Pierre Ryckman,中文名“李克曼”)是“对的”,同时也间接承认了当时是“盲从(aveuglement)”。

从1977年起,菲力浦·索莱斯意识到前卫运动的结束以及超越前卫运动的必要性。而这也体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1983年在伽利玛出版社出版的《女人们》(Femmes)一书标志着索莱斯创作的又一重大转变:除了文字可读性(lisibilité)的回归外,索莱斯在回顾自己个人生活与文学经历的同时,勾勒了一幅宏大的以罗朗·巴尔特、路易·阿尔图塞(Louis Althusser)、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等为核心人物的法国当代知识思想史画卷。

1982年,菲力浦·索莱斯加盟伽利玛出版社,《如是》(Tel Quel)杂志消失,但同时以原班人马宣告了《无限》(L’infini)杂志及丛书的诞生。

关于《无限》(L’infini)杂志,索莱斯本人是这样“定位”的:“《无限》杂志基于以下打赌:那是因为在信息爆炸和多元传播网络时代,已经并将愈来愈需要一本文学杂志。表演与广告的多样性程度愈是增加,文学的精炼与深思熟虑的语言则愈能以行动穿越它。愈是成见(stéréotypes)连篇,特殊论著的风格本身、正文、声音则愈能反常地从它们的过度(démesure)中汲取力量:因此,请阅读这些被选入一本每三个月闪耀一次的出版物中的文章吧!无论虚构还是杂论,严肃还是幻想,纯洁还是猥亵,它们倒过来看待整个体制,刺得它千疮百孔,使它关节分离。它们定义一种激进的断句法,某种不受法律保护的神经,而无需就某一共同计划达成协议。”

随着索莱斯一方面揭露其新形式的专制而另一方面却与之沆瀣一气的当代“表演社会(société de spectacle)”的确立,索莱斯成了法国为数不多的名声远远超过纯文学爱好者圈子的真正作家;

他频频现身于电视和新闻媒体,在一切可能的场所揭露当下现实社会的种种矛盾。例如,1999年,为了回应时任内政部长让—皮埃尔·舍维纳芒(Jean-Pierre Chevènement)关于外国人的声明,菲力浦·索莱斯在《世界报》(Le Monde)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题为“发霉的法国(La France moisie)”的文章,嘲讽法国“不仅历来不分主次地憎恨德国人、英国人、犹太人、阿拉伯人以及广义上的外国人,而且也讨厌现代艺术、吹毛求疵的知识分子、过于独立的或有思想的女人、不服规管的工人,甚至最终讨厌各种形式的自由”。

菲力浦·索莱斯在各种公共场合的发言显露了他是一个杰出的观察者和刻薄的谈话者(causeur caustique),时而锋利辛辣,时而又是悖论艺术和玩弄讽刺的高手……

菲力浦·索莱斯一生从未停止过写作,总共完成了80多部小说、散文、文学批评、艺术家与作家传记等著作。

在生活上,菲力浦·索莱斯也是一个传奇人物。且不论他生性喜欢女性,也深得女性喜欢,他的“双面生活(double vie)”也堪称绝无仅有:在官方生平介绍中,菲力浦·索莱斯于1967年与保加利亚籍语言学家、精神分析师、作家于莉雅·克莉丝岱娃(Julia Kristeva)结婚,两人婚后育有一子,而且这一长达50多年的婚姻一直延续到2023年5月5日索莱斯去世。

然而,就在索莱斯第一次遇见克莉丝岱娃的8年前,也即1958年10月,当时年仅22岁、刚发表了第一本小说的索莱斯已热恋上了比他大23岁的费米娜奖(Prix Femina)得主、比利时女作家多米妮克·罗兰(Dominique Rolin);这段最初处于秘密状态、直至2000年才被公开的恋情一直延续到了2012年罗兰女士以98岁高龄去世,也就是说,在1967年索莱斯与克莉丝岱娃结婚后,索莱斯的这一“婚外恋”也一直从未间断。

在这50多年爱恋期间,菲力浦·索莱斯给多米妮克·罗兰写了5000多封情书;两位作家的来往情书已由伽利玛出版社于2017年分四卷出版。

菲力浦·索莱斯不仅是伟大的作家(écrivain),而且也是一位“写酒的人(écrit-vin)”。

在离“候伯王酒庄(Château Haut-Brion) ”只有300米远的地方出生的菲力浦·索莱斯自然不可能不是一位热爱生活、喜欢喝酒的享乐主义者。

据说,在巴黎,要想找索莱斯,只要去巴黎七区伽利玛出版社附近的“Bar du Pont Royal(王家桥酒吧)”或者去六区的“Closerie des Lilas(丁香园)”咖啡餐厅,十有八九就能撞上他。他在这两个“据点”不仅有自己的“专座”和“习惯”,而且还有一个一直让我羡慕不已的特权,那就是每次无论是他自己一个人还是请客消费后,他都不用付钱,只要签一个单,月底由伽利玛出版社结帐付款……

而在葡萄酒问题上,跟索莱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绝对是一位不惜惹烦全法国勃艮第酒爱好者的“波尔多沙文主义者”。

大概也是出于这一原因,菲力浦·索莱斯有一段时间很不爽,甚至很气愤,气得都亲自动笔给当时的波尔多市长、前法国总理阿兰·于佩(Alain Juppé)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的郁闷。

索莱斯看到这些中文名称很惊讶,也很不满,于2019年2月份写信给波尔多市长,责备怎么能允许任意改变某些风土葡萄酒的名称?他在信中写道:“我在波尔多度过的童年期间,既未遇到过半点皇兔的影子,也未见过任何藏羚羊,也不特别好奇想知道这些动物的生活。难道没有任何办法使这葡萄酒重新回归它几个世纪所确定的合法源泉?”于佩收到索莱斯的信后,不无幽默地答复索莱斯说:他既无权力干涉葡萄酒的商业名称使用,也不会有人就这类主题征询他的意见,但是,他愿意请索莱斯一起“喝一杯波尔多,继续这一对话……”

5月6日星期六,讣闻一传播后,第一时间作出反应的法国作家之一,是曾经在他的小说中把菲力浦·索莱斯暴尸圣日尔曼德普莱的弗莱岱利克·贝格贝岱尔(Frédéric Beigbeder)。他在接受法国新闻广播台(France info)采访时,连声哀叹“这是一次当代文学的灾难(C’est une catastrophe pour la littérature contemporaine)”,“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失去了文学教父”。贝格贝岱尔还认为:“索莱斯是一位抵抗者(résistant)。他为法兰西语言而奋斗。他为所有领域的某种享乐主义(hédonisme)而奋斗。他建议阅读索莱斯的《趣味之战》(La guerre du goût):“这是他一生的概括。他是一个毕生为趣味而奋斗的人”。

在法国政界人物的反应中,特别引入注目的是法国总理博尔纳(Elisabeth Borne)和文化部长莉玛·阿布杜尔—玛拉克(Rima Abdul Malak)对菲力浦·索莱斯评价的用词;博尔纳总理在她的推文中说:“他对美的追求将依然是未来世世代代灵感的一个源泉(Sa recherche du beau restera une source d’inspiration pour les générations à venir)”;法国文化部长则说:“我们刚刚失去的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学珍宝”,并称索莱斯是一位“桀骜不驯、不可分类的、眼神调皮、才思敏捷的人物(personnage indomptable, inclassable, au regard taquin et à l’esprit vif)”,“他把挑衅变为艺术,推翻了我们的时代”;

前文化部长雅克朗(Jack Lang)表示,“如果没有这位生命力旺盛且不妥协的前卫先锋,我们的文学共和国则不会是今天的这个样子。”

不久前因为在发表的一本小说中有一段色情描写而引起争议的法国政府现任经济财政、工业与数字主权部长布鲁诺·勒麦尔(Bruno Le Maire)也在第一时间发推文表示:“法国失去了一位自由、文笔飘逸、但敏锐如刀片的作家(un écrivain libre, à l’écriture vagabonde et pourtant aiguisée comme une lame)”;勒麦尔还吐露道:“我失去了一位对我们共同的爱好音乐滔滔不绝的朋友。谨向他的妻子和家人表达我的哀思。”

然而,令人略感意外的是,在文学出版及政界的一片悼念声中,却缺少一个人的声音:截至本文结稿(2023年5月9日星期二巴黎时间上午12时),历来对名人去世都迅速回应的马克龙总统尚未就菲力浦·索莱斯去世发推或发声……而按索莱斯生前的名声、地位和对法国文学出版界的贡献与影响,这一沉默似乎有点令人费解……

难道这位被公认为法国左翼作家知识分子、并曾与大他23岁的女作家罗兰有过长达50多年“婚外恋”的菲力浦·索莱斯不是马克龙(或布老师)所喜欢的人物?

抑或相反,马克龙的暂时沉默是为了考虑是否象为让·多默松(Jean d’Ormesson)那样为菲力浦·索莱斯举行“国葬”或“国家致敬(hommage national)”仪式 ?

重要说明:2023年5月6日上午,菲力浦·索莱斯逝世的消息公布后,法国《世界报》(Le Monde)于第一时间(上午11时10分)在该报网站上发表了法国作家菲力浦·福莱斯特(Phillipe Forest)的长篇悼念文章,详细分析介绍了菲力浦·索莱斯的生平与著作,资料翔实丰富,论述客观。本文部分资料来自该文,特此向原作者及《世界报》表示感谢。

法国《世界报》(Le Monde)发表的法国作家菲力浦·福莱斯特(Phillipe Forest)的文章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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