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年交警拦下陈赓要求蹭车陈赓下令开到市政府:把吕其恩叫下来

1952年,粟裕根据我军军工情况,向建议:建立一所军事技术院校。欣然同意,并反问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1952年7月,、周恩来、朱德齐聚,接见刚刚回国的陈赓。陈赓一看这架势,心里七上八下的在想是什么事。

“虽然我军将士不怕吃苦不怕牺牲,但是和美军的武器装备差距过大,就算缴获了一些新东西,也因为不会使用,而使它们变成一堆破铜废铁。”

看来,大家都想到了一块。于是,顺着陈赓的话引出了陈赓此次回来的任务,“那我们就办一所高等军事技术院校,由你牵头,当院长和政委,给国家培养军事人才。”

陈赓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他赶紧站起身,“不行不行,我是行伍出身,办学和打仗可是隔行如隔山,我怕办不好。”

笑着问他,“你办不好,谁能办好?有困难找总理,还有苏联顾问的帮助,凭你陈赓的聪明才智,肯定办得好。”

周恩来接过话头,“你在黄埔军校上过学,还办过红军步兵学校,带过红军干部团,你干不了,别人连你这点经验都没有,就这么定下了。”

见和周恩来这么相信自己,陈赓也不再推辞,他立正敬礼,“请主席和总理放心,不办好这个高等军事技术院校,我决不罢休!”

关于名字,周恩来从保密方面考虑,建议去掉“技术”二字,于是,名字定为“中国人民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

至于校址,最开始,陈赓是想把校址选在北京的,因此,哈军工筹委会的办公地点就选在了北京市西城区灵境胡同41号。

他们认为,哈军工应该临近我国近现代国防工业及工科大学,而哈尔滨,有中央指定作为全国工业大学典型示范的哈尔滨工业大学。

而且,苏联当时援建的大批重点国防建设项目也都在哈尔滨,这也为哈军工的办学和学员实习提供了便利条件。

会议上,陈赓向在座的各位一一抱拳,“我才疏学浅,寝食难安,恳请各位军政首长扶我一把……”

“诸位老总,我有一条建议,今后,我们的子女高中毕业了,要带头报考哈军工,这样会影响社会,使青年学生们也跟着报考哈军工,让全社会都知道建设现代化国防的重大意义。”

后来,他还听说哈尔滨铁路局的苏联专家陆续搬走后,把大和旅馆空了下来,于是,陈赓开始各种“堵”周恩来,让他批准将大和旅馆交给哈军工。

11月5日,陈赓拿着报告回到北京。当时,周恩来正在开会,中间休息的功夫,周恩来去了洗手间,陈赓就一路跟到了洗手间门口。

早在陪着苏联专家们选校址的时候,陈赓就已经在各地搜寻军事科技专家了。后来,他更是直接向要来了军事科学研究室。

筹备哈军工之初,陈赓已经请到了弹道学家张述组、机械和火药专家沈正功、空气动力学专家马明德和岳劼毅、电子学专家周祖同和火箭专家任新民。

对于要人,陈赓是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多说好话,商量办事,不要拿着调令压人,要考虑人家的困难,不要只考虑自己需要。”

很快,上海教育界知名人士曹鹤荪便收到了调令,说来也巧,1952年初,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的航空专业合并,在南京组建了华东航空学院,特聘曹鹤荪主持教务。

华东航空学院连宿舍都帮曹鹤荪安排好了,没想到,调令来了,华东航空学院只能忍痛割爱,放曹鹤荪去哈军工。

这些请调名单中,除了各界“大佬”们,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专家,他叫沈毅,曾是第三战区少将专员和团长,解放战争时期随部队起义,解放后去到炮兵学院工作。

后来,他因犯了错误被判处死刑,陈赓知道后,很是可惜,“人才易失难得,何不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想到这里,陈赓找到董必武,好说歹说留了沈毅一命。死刑判为死缓,沈毅哭得泣不成声,他说自己死有余辜,陈赓则说,“犯了错误就改,以后好好干。”

坐在车上的时候,陈赓还满脑子都是哈军工,此时,教师已经全部到位,学校也已破土动工,就连招生也在紧锣密鼓进行中。

行云流水的操作和蛮横无理的态度令司机和警卫员目瞪口呆,警卫员被激怒了,他刚准备呵斥,却看到了陈赓阻止的眼神。

车开动了,交警舒舒服服的坐在车上,一点没察觉到气氛有些不对,他大大咧咧的想要跟车上的三个人搭话,结果没人搭理他。

陈赓用余光扫视着这人的一举一动,看他熟练的样子,想必拦车蹭车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吧,想到这里,陈赓脸色阴了下来。

没过多久,车停下来了。交警透过窗户往外一看,发现不是公安局,而是市政府,他还生气了,“你怎么开的车?不认识路?”

还是没人搭理他,尤其是陈赓,连个眼色都没给他,只是交代警卫员,“去把哈尔滨市长吕其恩叫下来。”

吕其恩得到消息后,一脸懵地下了楼。来到陈赓面前,陈赓也没废话,“这是你的兵,滥用职权,肆意拦车,你看着办吧。”

吕其恩看着面前瑟瑟发抖的交警,气不打一处来。1952年12月,他刚刚被任命为哈尔滨市长,正愁没有典型好好整治一下“官僚主义气息”呢,陈赓就把这人送到了自己手上。

说起吕其恩这个人,也算是老革命了,所以,他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也是和陈赓一样,完全零容忍的态度。

1911年,吕其恩出生于辽宁长海县王家岛山东屯的一个渔民家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21岁的吕其恩怀着对日寇的满腔仇恨,南下山东,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1933年,吕其恩和同学们组织了读书会,还办了《鸣锋》杂志宣扬革命道理。不料,杂志遭到反动派干预,年底便被迫停刊。

不料,1935年发生了一件事,直接迫使吕其恩彻底走上革命道路。那一天,烟台的几所学校一起组织学生们春游。

这件事引发了烟台全市学生的强烈不满。不久后,吕其恩等人组织师生们,在公安局门口高呼“严惩杀人犯,为娥同学报仇”的口号。

之后,他们几个人来到北京寻找党组织。在北京,他认识了员李晓峰,并在他的介绍下加入。

入党后,吕其恩成为我党的秘密交通员,并参与过几次学生爱国运动。1936年6月,吕其恩接到组织指示,要他回烟台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吕其恩在胶东各地区组织了一个又一个小“苏区”,为抗日武装起义打下基础。

随后,威海起义部队和天福山起义部队被合编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胶东军政委员会也由此成立,吕其恩任副主席。

2月13日,一大队攻打牟平城取得胜利,然而,代价惨烈,领导层不是牺牲就是受伤,党军政的重担全部压在了吕其恩身上。

吕其恩化悲痛为力量,率部西上,继续开辟抗日根据地。3月19日,吕其恩打下福山城,在军事和政治的双层攻势下,说服县长联合抗日。

1943年3月,吕其恩被调任中央党校校务部任副部长。一直到1945年4月,“七大”才重新召开,吕其恩也怀着激动的心情,参加了大会。

七大闭幕后,吕其恩回到了胶东,随后,他组织起挺进东北先遣支队,回到了他的家乡王家岛,不久后,被日寇占领14年之久的王家岛解放了。

1945年,安东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成立了,吕其恩任市委书记兼市长。1946年4月20日,吕其恩当选为安东省副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美帝国发动朝鲜战争,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12月,吕其恩被派往志愿军后勤部检查组工作,随后,他就任志后五分部部长兼党委书记。

1952年12月,吕其恩任命为哈尔滨市长,他在哈尔滨27年,将哈尔滨建设成为一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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