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中年出轨马克思有私生子我们为什么会对这些名人“网开一面”?

在最近的热播美剧《天才》当中,编剧一反常态,塑造了一个很多人不甚了解的爱因斯坦。这个爱因斯坦除了在物理学上的天才之外,更显现出日常生活中放荡无情、自私冷漠的一面。

纵观文学史、文化史、科学史,我们能找到许多类似爱因斯坦的例子。这些名人往往在某一方面有着超出常人的才华与能力,但在其私人生活上,却往往有不少瑕疵与不妥之处。

有意思的是,我们往往发现,同样是名人,对待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知识分子的私生活,人们往往能够展现出更多宽容。而对于生活于当代的明星的私生活,人们却往往使出浑身解数,极力讽刺、挖苦甚至。这其中的不同态度,到底分别在哪儿呢?对待名人的私生活,你感兴趣吗?他们光鲜亮丽的名人光环之下的另一面,你又是否介意呢?今天,我们借着爱因斯坦这个有意思的老头,来跟大家聊聊名人与八卦。

国家地理频道于今年推出了其首部自制剧《天才》,第一季围绕20世纪最伟大的天才爱因斯坦展开。不过这部剧并未完全着力于爱因斯坦辉煌的的科学成就和理论贡献,而对其往往不为公众所了解的私人生活做了大篇幅的展现。正是这部剧,让观众同时看到一个具有不凡头脑的、作为天才的爱因斯坦和一个充满七情六欲的、作为凡人的爱因斯坦。

剧中对爱因斯坦的形象最具有颠覆性的表现莫过于他的丰富情史。中年的他婚内出轨,不顾及上课迟到而与秘书在办公室里偷情,还理直气壮地建议秘书搬去他家里和自己的妻子一同居住,完全不把传统婚姻制度放在眼里,批判它违背自然人性,“我喜欢莫扎特和巴赫,我喜欢瑞士阿尔卑斯山和波罗的海,为什么我就不能同时喜欢你和艾莎呢”。

而爱因斯坦的表姐艾莎实际上已是他的第二任妻子,与艾莎的结合也发生在爱因斯坦的第一段婚姻内。有意思的是,爱因斯坦与第一任妻子米列娃在相恋时,他也是已有未婚妻玛丽,而在遇到米列娃之后的爱因斯坦被她的智商所吸引,迅速冷淡并抛弃了玛丽。

与爱因斯坦相恋的米列娃在结婚前即已怀孕,可这时的爱因斯坦对她的激情已不如初在一起时那样浓烈。虽然他最终出于责任与米列娃结婚,但在米列娃怀孕期间,乃至孩子出生、夭折,爱因斯坦都因忙于他事并没有表现出太多关心。而几年后爱因斯坦终厌倦了已变成家庭主妇的米列娃,在婚内出轨艾莎,开始他了他的第二段婚姻。

那个有如神人一般的天才物理学家,那个吐着舌头的可爱老头,就这样被拉下了神坛,获得了“渣男”属性,变得比常人还不如。一边是卓越的社会贡献和极高的的社会声誉,一边是与之并不相称的私人道德,它们虽然并不能相互保证,但当同时集于一人时,还是颇令人诧异。

许多在现实生活中有着鼎鼎大名的天才知识分子,私底下的鲜见面貌同样使人大跌眼镜。撩开超高的社会声誉为他们蒙上的面纱,真实的他们不再是温情和善、道德无暇的完人,而化身为一个个小人、骗子、伪君子、浪荡子。

十八世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卢梭是被誉为“将天火带到人间”的卓越思考者,可真实的他却是个十足的疯子:人格残缺,极其自恋而又冷漠自私。他自认为在世界上无与伦比,视那些有恩于他的人为为自己谋利的小人。他忘恩负义,哪怕是对曾救自己于潦倒境况中的华伦夫人,卢梭也并未在她陷入困境时给予帮助和关心,甚至于面对华伦夫人的主动求助,他也置之不理。而他的冷血甚至及于亲人,曾将自己的五个亲身骨肉丢在弃婴所,而不顾他们日后生存几率之渺茫。

他性格极端,经常与人发生争执,狄德罗,格里姆,德·艾皮奈尔夫人,伏尔泰,休谟这些好友都和他爆发过永久性的争吵,而争吵后的卢梭还会构想这些人一起编织了一个国际性的惊天阴谋来迫害他,想象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特务在追踪他,陷害他,把一个个昔日朋友和帮助者变为他的敌人;此外,卢梭还是个性变态,在《忏悔录》中袒露自己的露阴癖好。

自小就展现出非凡天赋的浪漫诗人雪莱实际上是个沉溺于派对的浪荡子,多情又薄情,不停地爱上各种女人又迅速厌弃她们。他甚至与同样性关系混乱的拜伦共有一个情人,和多位男女组成性共享团体。,甚至诱骗尚处少年的妹妹;他冷漠自私,对和第一任妻子生的两个孩子不闻不问。出轨后对妻子威逼利诱,阻止其诉诸法律手段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关系,在妻子死后依然污蔑诋毁。

他还是双面人,在与家人闹僵后,写信给友人责骂并讽刺家人是冷酷、自私、精于计算的动物,甚至污蔑母亲下流堕落;但在需要家人的金钱资助时立马转换以虚伪的面貌加以奉承;他同样极端自我中心,固执到了偏执的程度,完全不能接受身边人的观念行动与自己相左,动辄大发脾气。

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实际上与女佣曾育有一个私生子,但马克思本人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孩子的亲身父亲,并且说服恩格斯背黑锅认下了这个孩子,马克思对这个不愿承认的私生子也非常无情,曾想把他送去孤儿院,但终由于女佣的坚持而未果,最后孩子被送给别家抚养,只被允许偶尔去马克思家的厨房看望亲身母亲,而且只能从后门进入。

此外,马克思嗜好暴力,在学生时代就常与人冲突,乃至决斗,并因此在左眼留下一道伤口,他也曾因携带而被警方逮捕;性情暴躁易怒,常与人争吵,他与家人的争吵使父亲抑郁而终,并最终导致与母亲的彻底决裂。马克思对待自己的女儿自私且专制,将她们禁锢在家中而不准她们接受完整的教育,禁止她们发展自己的事业。

而戏剧大师易卜生呢?其实极其虚荣,一生热衷于奖牌和勋章,甚至向各处写信索求,还在出席晚宴时,在身上披挂上所有勋章以示炫耀;他也曾与女仆私通并且诞有一子,但从来不承认他的父亲身份,也从来不曾在生活上和经济上对母子予以关心,终其一生,易卜生与他的私生子只见过一面,那是孩子在穷困潦倒时向父亲的唯一一次求救。不仅对私生子如此,对待其他亲友,他也同样态度冷淡,非常排斥自己的合法生子,只因为害怕孩子们觊觎他的钱财。

存在主义大思想家萨特在性上则是出了名的放纵而混乱。不仅常出入风月场,周旋于各种情妇之间,还一次次把年轻的女学生带入卧室,甚至把其中一个收为自己的养女。而处在他所谓开放式的性关系中心的波伏娃还因为萨特引介女学生而被受害女孩的父母以诱拐少女的罪名控诉;他还常年不节制地服用精神性药物,有较为严重的酗酒习惯,曾试图戒瘾,但并未成功。

这些之外,最常令人诟病的还有他那颇为虚伪的政治言行,萨特在政治倾向左转后,不惜撒谎为斯大林做辩护,在采访中声称苏联人不出国旅行是因为他们热爱自己美好的国家,苏联公民比西方人享有更充分的,而在多年后他承认了自己当年的撒谎行为。

而宗教上极虔诚的托尔斯泰也有诸多毛病。他极其自恋,自认是上帝的兄长,并且完全相信凭其才智和一己之力,就能够改造社会的道德;一度沉溺于赌博,无法自拔,也常出入妓院,还因此不止一次染上性病,不停追逐引诱包括已婚女士在内的各种女性,同时却对自己的产生罪恶感,对女性心怀厌恶,对自己的私生子也不予以关心和承认。

海明威既是写作大师,可同时也是骗子。一生忙于包装和维护自己的形象,至死方休,编织各种故事和谎言来塑造自己的硬汉形象,哪怕对自己的家人也是谎话连篇。

以上所举诸人都是受到举世赞誉的名人,他们要么被称为“人类的良心”,要么是“伟大的头脑”,当这些人面对整个人类写作时,他们往往表现出悲天悯人的同情心,以及对世人无尽的爱,然而,一旦人类化为一个个具体的个体,走入他们的生活,与他们发生关系,他们却表现出了与其作品所展现的完全不同的面貌,生活中的他们虚伪虚荣、傲慢自私;贪婪刻薄、极度自我中心、对亲友冷漠无情,忘恩负义;性关系混乱;追求名利,好大喜功,言行不一。在道德上,他们不仅不是完美的,却甚至是极度有缺陷的。

但颇为令人奇怪的是,这些大家们虽有各种缺陷,各种不堪,但多被其在各自领域的光辉成就所掩盖,而不被公众所注意,或者即使被揭发出来,见诸书面著作,闻诸世人耳中,却也从不曾对他们的地位产生过颠覆性、毁灭性的影响,他们都是生前不乏慕名者,死后得享隆重的葬礼,受到世界各地的人们的尊敬和崇拜,以至于今。即使在现今这些天才大师们的“黑历史”被越来越多地挖出来,也并未根本动摇过他们的声名地位,读到这些材料的今人或许还会觉得这些天才大家们的形象更显立体可爱,而非丑恶可憎,原来他们也是如我们一般的平凡人,亦有凡人之常情,凡人之缺陷。

相比之下,娱乐领域的名人明星就没有此般待遇了。瞧瞧那些被查出吸毒、出轨、嫖娼的明星们。一朝河边湿鞋,往往就此遭到公众和官方的抛弃,葬送了自己的演艺生涯,彻底丧失了在娱乐圈发展的机会。从好声音走红的李代沫、以民谣《董小姐》大紫的宋冬野,在被发现吸毒后,都已渐渐淡出娱乐圈和大众视野;白百合、文章的出轨事件在彼时闹得沸沸扬扬,一度成为公众所关注和讨论的中心,处于其中的当事者除了道歉表态,再不敢张扬。

这些娱乐界的明星们,其出色的职业能力并不能成为他们私人道德的保护伞,德艺双馨,是称赞,也是底线。如去年央视春晚即提出了一项标准,拒用那些道德有污的演艺明星;前几天,北京市文化局则以贾斯汀比伯“在境外社会生活及在国内演出活动中曾有一系列不良行为引发公众不满”为由禁止其来华演出;在国外,明星代言合同中也有道德条款来对其言行予以约束,那些德行有亏的明星们同样难以被公众所接纳。

两相对比,同为名人,但似乎科学家和知识分子的道德污点更容易被忽视,或者即使被发现也能得到更多的宽容,而娱乐领域的明星却会被施加以更高的道德要求,公众对他们道德表现的容忍度更低,其缘故何在?

首先,科学家、知识分子与娱乐明星的社会角色本就不同,因而其社会期许也不同,作为公众人物的明星,以整个社会为舞台,以娱乐公众为其社会角色的主要内容。其言其行对大众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他们的任何一个微小举动都容易被放大、发酵,并辐射到整个社会,带着这样一种社会身份,娱乐明星自然被给予了较高的道德期许,因为他们对公众的影响实在太大了。而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不同,他们并不以娱乐大众为其存在意义,也很少会是公众所注目的焦点,他们的舞台,在安静的书桌旁和实验室里,而不在热闹的荧幕中,他们的职业产出的直接目标不是公众,而是其专业领域内的学科进展,既如此,其私德状况便与公众无关。

对于科学家和知识人们,外界所在意的,是他们对人类智识的推进,这亦是他们的核心价值之所在。故而究其实,公众对这类人的道德高容忍之原因还在于他们的可替代性和可复制性要远远低于名人明星。想想看,少了一个演艺明星,或许人们只是少了一点笑声,而很快会有其他人顶替上来进行弥补,但少了爱因斯坦,少了卢梭,少了这些卓越的头脑,很难说还能够诞生或培养出同样杰出贡献的人来。如果能够为人类社会作出独特而重大的知识贡献,那么,即使私德有缺,只要不严重至危害社会,又如何不能容忍?

此外,娱乐明星享有远远高于其他行业的收入,以去年的名人收入为例,2016年的中国名人收入排行榜中排在前十四位的演艺明星的收入都已过亿,这是绝大多数勤恳工作的学者知识人一辈子都难以得到的,既然明星选择了这条金光大道,并且因此获得了其它领域所无法企及的丰厚的职业回报,那么就理应承担起社会的检视和相应的义务;而且明星们的超高报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知名度和影响力,以及公众对他们的认可,可以说,公众对明星的间接付酬实际上在心理上也包含了对他们的道德期许。

关于此,蔡康永甚至表达过更为激进的意见,他认为“明星得到了非正常的高报酬,就应该接受隐私被消费”。因为明星被消费的不仅是歌声、舞技或者是口才,还包括其吃穿言行,观众的报酬远远多过只购买明星的才艺表现,还包括其生活的点点滴滴所构成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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